敲下“煤气炉”这几个字，父亲的身影和他用过的那只煤气炉又浮现在我眼前。记忆中，父亲很少让我们触碰那只煤气炉。在我幼小的心中，煤气炉被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58年，父亲作为测绘技术人员被派到龙亢农场参与筹建工作。初到龙亢，这里一片荒原，芦苇丛生、蛇虫出没。他们用茅草、芦苇、杂树等搭建了临时工棚，既当食堂又作宿舍。父亲的办公室兼宿舍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和这只小巧的煤气炉。

白天，父亲带着助手，扛着笨重的测量仪器，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在这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中午，他们就在荒野里做饭。这时候，父亲从背包里拿出煤气炉，麻利地给炉子充气，然后用火柴点燃，一团蓝色的火焰便跳跃出来。不一会儿，炉子上面的小铝壶冒出了热气。他们喝烧开的水，啃干馒头，吃完饭接着干活。遇到炎热天气，带来的水不够喝，他们就从田沟里取水。父亲说，沟里的水水质虽然差点，但用煤气炉烧开了一样能喝。

晚上，父亲还要整理校对白天测量的数据，加班是常态。父亲常对助手说，做测绘工作是很苦的，要“早带干粮身背水，夜归灯火绘宏图”。我们虽然辛苦，但换来的是田成方、树成行、渠配套，事关农场现在的建设和未来的规划。

从龙亢到方邱湖，从潘村湖到大圹圩……日日夜夜、岁岁年年，父亲的那只煤气炉伴随他走了一个又一个农场。

“文革”时，父亲被错打成“反革命分子”。无可奈何的他带着不到两千元的遣散费和那只心爱的煤气炉回到了桐城老家。他把遣散费借给生产队买耕牛，不要一分钱利息，还用心爱的煤气炉免费给田间劳动的社员烧水。

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父亲得到平反。他对前来征求意见的农场领导说：“我感谢共产党给我落实政策。我只有一个要求,能否把我小儿子留在农场。农场是我第二故乡，我没能把它建设好,就让下一代去完成吧！”

1980年，19岁的我背着父亲的煤气炉来到大圹圩农场，这一待就是36年。这只煤气炉一直像父亲的影子一样，监督、鼓励、支持着我建设美丽农场。

如今，我的儿子成了一名“垦三代”。而父亲的那只煤气炉也早已“退休”，被收藏在安徽省农垦博物馆里，成了教育后代的一件珍品。 （农产品公司  钱奕庭）